【悦读】剃头匠

剃头匠是个哑巴,也是个聋子。

在大队部西边的角落里,剃头铺里还咕噜咕噜地冒着水汽,煤球炉上端坐着硕大一口铝锅,里面沸水滚滚。小时候,我是不敢靠近它的,怕剃头匠把我的头摁进去洗洗。因为聋子每次就是从那大锅里舀水出来从我的脖梗子冲下去——他就是这么给我洗头的。

我们村的小伙伴都叫剃头匠——聋子,大概是我们欺负他听不到也说不了的缘故吧。

聋子就会剃一种头——板寸。所以,周边两个村,经过他手的每一个头都是一个模样,就好像收割机割过的麦茬一样,整整齐齐。因此我特别讨厌他给我剃头,一点也没有美感。聋子是不给女人剃头的,直到他剃不动时依然如此,没人知道为什么。

聋子剃头的价格是一块钱。大人们去剃头,有时还捎带着挖个耳朵、剪个鼻毛、修个眉毛,聋子也只收一块钱。母亲每次觉得我该剃头时,就会给我一块钱,我会叫上隔壁的小伙伴一起高高兴兴地朝剃头铺跑。聋子看见我们来了,先是笑一下,接着便愤愤地把我们放进去,叽里呱啦比划着让我们坐好,给我们围上白色的布,推着吱吱作响的剃头挑子在我的头上叫嚣着翻滚着。

那时的我已经不在乎他能否给我剃出好看的头来了,一剪完,我立刻跳下椅子,漫不经心地拍拍身上的发渣,右手慢慢伸进口袋,把钱握在拳头里,缓缓递到聋子面前,等他伸手接钱的时候,突然把手一张,丢个五毛的硬币在他手心里,扭头,撒腿就跑,心砰砰直跳。身后的聋子站在门口叽里呱啦一阵“叫”,手里还拿着沾满发渣的挑子,我站在他追不到的地方捧腹大笑。其实,我在去剃头的路上早就跟小伙伴把一块钱兑换成了两个五毛。

这是我们一帮小伙伴常干的事,因为我们极少有零钱花,便想出了这么一招——“虎口夺食”。紧紧攥着赖下来的五毛钱,我们几个人来到村口的小卖部,买上一点零食,坐在剃头铺子门口,可以和聋子“聊”一个下午,直到他关门回家。

这样的事,我干了一整个童年,可聋子却从不打我骂我,更不会去我家告状。倒是我时常跟母亲炫耀的时候,会挨母亲的骂。每次该剃头时,我依然可以看见聋子那张有点胡渣的笑脸,温暖亲切,就像他给我兑出洗头水的温度一样,会从脖子温暖到全身。那时候,我有着五毛钱的快乐时光,而现在,当我走进理发店,从那些花枝招展的技术底下抽出头时,却感受不到一分钱的温暖。

调皮的我们在每一寸童年的时光里,肆无忌惮地享受着聋子的陪伴。记得有一次,电影下乡来到我们村,全村老少全都聚到大队部门口的空地上,路边两棵树中间挂着大幕布,下面坐着几百个人,昂头看着那时候还很新奇的电影。我们几个孩子不爱看电影,或者说是我们看不懂,就跑到聋子的剃头铺里,有的坐在椅子上,有的坐在他腿上,我们陪着他一边看电影一边“聊天”。我们在说,他在“听”。

聋子听不到,我们能听到;聋子看得懂,我们却看不懂。

就这样,直到电影结束他才熄掉煤炉,起身把已经熟睡的我们还给前来找寻的父母,关上窗,锁好门,骑着那辆我曾无数次坐过大杠的永久牌自行车,很快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。

有时,他上街会路过我家,我便会跟母亲嚷着,要跟聋子上街玩。母亲拗不过,只好放行,我便开心地坐到聋子的二八大杠上。穿梭在人来人往中,听着喧嚣,攥着他的衣角,等到集市人潮退去,我们才回家,他每次都会给我买一些好吃的,母亲便因此责怪我,可我却理直气壮地说:是聋子自己要给我买的。那时候,我只记得,聋子会站在旁边微微笑着,皱纹缓缓绽开,目送母亲拉我回家。

后来离开村庄,踏入繁华和喧闹,知道了发型的概念,便再也没去过聋子的剃头铺,渐渐地,也不再觉得那间给了我温暖的小屋多么令人留恋,只剩那个模糊的佝偻的身影残留在脑海,大概有二十年没再见过他了。城里不兴说剃头,得说理发,剃头匠改称理发师,洗头的水不再用煤炉烧,改成了太阳能或燃气的,剃头变成了流水线作业,慢慢地我也习惯了这一切,可是我却再也感受不到那五毛钱的快乐时光。

现在,我终于明白,他虽然听不到也不能说话,但他见证并且温暖了我整个的童年。 (李士东)

融媒体编辑 潘永勇